房健民教授(右二)在实验室里指导学生们做研究。(资料照片)
中国的生物医药行业正在步入黄金期。对这一点最有体会的,当属在创新药研发第一线的人。
在房健民教授领衔的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分子医学实验室,最近利好消息接踵而至:治疗自身免疫疾病新药泰爱进入三期临床试验,国内首个ADC (抗体-药物偶联物)抗肿瘤新药RC48进入临床二期研究,这些药物离上市的时间越来越近。
和一些实验室研究成果“终结”为国外期刊上的论文不同,在房健民的实验室,最新的科研成果与后续的产业化堪称“无缝衔接”。在这里,从申请全球专利,到和企业协同合作攻克药物在生产制备方面的难题,很多看似跟学者无关的事情,他都揽在身上。房健民说,这是一种乐趣,也是他的兴趣。
放弃“稳定岗位”回国,成“康柏西普”发明人
在业界,房健民的名字和一款眼科药物“康柏西普”联系在一起。“康柏西普”主要用于治疗老年黄斑变性等疾病,能神奇地使失明病人看到光明,而房健民就是这个新药分子的发明人和分子设计人,他一手设计了一系列的药物分子,完成了实验室筛选、优化、动物试验等工作,最后把手上的理想药物分子成功转让给了本土一家医药企业,顺利完成了临床研究。
公开资料显示,“康柏西普”于2013年11月由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,2014年上半年开始在医院全面推广,成为我国第一个具有全球知识产权的抗体类眼科一类新药,也是近年来我国生物制药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。
为什么房健民能打好这一役?答案藏 在他的经历中。上世纪90年代初,房健民前往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生物系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,后到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。
对传统学术阶梯兴趣不大、不喜欢循规蹈矩的房健民,选择进入美国加州的生物高科技企业,领导一个新药研发团队。虽然在加州生活安逸,报酬丰厚,但房健民却密切关注着中国的生物医药,感受到当时国内生物医药行业与美国的距离以及自己可发挥的作用。于是,他作出了回国的选择。
新药研制门槛高,有些关键人才大学无法直接培养
“新药研发,实际上要横跨两端。一端是大学或科研院所,必须通过基础科学研究,在疾病的机理上有所突破。另一端则是企业,药品研发的产业化道路很长,而且专业分工和要求与大学实验室完全不一样。”房健民解释,和其他行业不同,新药是在严格的监管下进行研发和生产的,必须面对许许多多的法律法规。生物药物研发不仅涉及许多技术秘密,也必须对相关法律法规有深刻的理解。
而这也是中国的创新药物在产业化的程中,最“卡脖子”的一段。房健民说,因为懂行的人实在太少,而这些专业人员不是高校可以直接培养的,他们必须有一定时间的从业经历,最好是在国际生物医药企业工作过,熟悉不同国家的药品监管体系。
由于同时具有在学术界和工业界的从业经历,房健民成为了能跨越门槛的人,因此,回国后的发展之路走得颇为顺畅。
再过五年,本土新药研发会更有看头
目前,房健民的研究成果正在通过产学研合作,在企业平台上转化。他正在领衔研发4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ADC新药,其中3个已得到国家“重大新药创制”的专项支持。新药研发的周期较长,通常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。而房健民介绍,目前我国在生物药物创制领域呈现的加速度,还只是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。
“过去几年的一个巨大变化是,数目众多的海外科学家回国进行生物药物的创新研发和创业,越来越多的新药项目进入了临床试验,目前生物药物研发在中国是如火如荼。”房健民乐观地说,再过五年,我们会发现,许多由中国创造的高端生物药物将会陆续批准进入临床使用,满足病人需要,而且也会走向世界。
记者手记
“路障”少了,“惯性”也该变了
大学教授在岗创业,在欧美国家很常见,但过去我们在观念上有阻隔、在审批流程上有障碍;而如今,“路障”逐步清除,团队受到的扶持也越来越多。
接受记者采访时,房健民谈到他刚回国的时候,对有些现象“看不懂”。例如,高校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国内申请专利后,按理应该到美国、欧洲申请国际专利,以取得最大范围的专利保护,获得经济回报。但实际情况是国内高校申请国际专利的比例非常低。后来他才明白,很多情况下申请专利目的不是要做转化,而是为了项目评估或者基金验收,为了应付各种各样的考评。
如果这是科研人员适应大学评价体系而形成的做科研的“惯性”,现在是时候改变了。
对不少像房健民这样的学者来说,他们内心所真正认同的考核,其实来自市场,是用科技转化回报社会。新药研发,就像一场耗时的马拉松,谁跑到最后?谁能跑赢?衡量的指标只有一个:治愈患者,药到病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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